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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映衬的《新唐书》 与 《旧唐书》

《新唐书》是宋初文化与政治诉求的产物 

《新唐书》既是宋人文采展示之所,也是寄予他们理想之地。宋代是文采泱泱、文星璀璨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唐人的恢宏,但并不缺乏唐人慷慨激昂、歌以咏志、乐以抒怀的雅量。并且,宋人还心师造化自出机杼,得其精华而又开出新境,由诗而词。其盛时,帝王贵胄凡夫俗子无不尚吟诵。这直接影响到他们修史。《新唐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宋人并非只满足于拥有文采,他们也志存高远。当初,宋仁宗甚为惋惜气象弘大享国长久的唐,其后所接之世竟然是衰世五代,而为之修史的后晋正是这衰世中的一员。因为,在宋仁宗看来,衰世“气力卑弱,言浅意陋”,本是不足以担当起修唐史重任的,也就自然做不到很好地表彰明君贤臣的隽功伟烈,揭露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的奸恶阴谋,以感召身心,动人耳目;而“垂劝戒,示久远”之旨显然也是薄弱的。当然,对于既定的过往,虽然宋仁宗贵为九五之尊,但也丝毫撼动不了一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引导确立自己朝代对过往的认知,以一统本朝思想。而为完成这项工作,他也需要契机。

庆历四年(1044年),贾昌朝适时地重修唐史的进言,使契机成熟。宋仁宗遂于当年下诏开馆重修唐史。此后,几经馆事更迭,以十七年功夫,于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全书,最后由曾公亮进呈。因刘昫主持所修唐史在前,所以宋仁宗下旨所修之书命名为《新唐书》,而刘昫主持所修者因之由《唐书》改称《旧唐书》。《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受冷落以致湮没无闻,到明嘉靖年间才重新刊行为世人所知。

至于《新唐书》,曾公亮在进表中极力褒赞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纤悉纲条,具载别录”。曾公亮所言不假,但究其言之实,却可圈可点。

《新唐书》是宋人以文入史的典范。有“红杏尚书”宋祁、“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主持编修,《新唐书》自是史不离文。正是以文入史,《新唐书》文约而有致,且颇见议论。加之宋祁、欧阳修诸人都具上乘文才,所以议论喷涌而出,浩汤恣肆,文气充沛。充沛的文气与约而有致的语言结合,读之,宛如宋人之词,文尽而意犹在。

新旧《唐书》各有千秋

正因为宋祁、欧阳修等卓荦之士主笔,所以《新唐书》在取材上并无多大束缚。他们大量采小说、笔记、碑传、野史、家谱入史,既使史书读来更富情趣,也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一些缺憾。当然,这也与他们认识到小说、笔记的史料价值不无关系。与专门史家相比,他们丝毫不乏史识。然而,这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以小说、笔记为史料不能完全保证真实。故而,在因小说、笔记入史使《新唐书》可观之外,也带来某些不实,为《新唐书》留下了败笔。至于文约,则妨碍了事丰。如《虞世南传》,新旧《唐书》在文字功夫上不相上下。但文约的《新唐书》,删掉了虞世南劝谏太宗畋猎之疏、其去世后数岁,唐太宗梦其进言之情状,以及为此所下之制,反不如《旧唐书》生动详尽。在《旧唐书》中有声有色,如尽显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新唐书》为了精炼而删削,反使二传色味全失。这等现象,在《新唐书》本纪、列传中还不少。

当然,相较于《旧唐书》而言,《新唐书》所有的删削,并不仅仅是为了文约有致。与《旧唐书》成于乱世不同,国家稳定后的宋人,以道统正统为修史重要标准,而最后总《新唐书》之成的欧阳修,毕生追求文以载道。对于文章,欧阳修更看重的是它可以经国,足以教化天下,能为自己朝代千秋给予养分的功效。缘于此故,欧阳修的修史热情非同寻常。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与国政国策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史不可轻修,加以精力等因素,一生能参与一部史书修撰已是不得了的大事与荣耀,足慰平生了。但欧阳修不但奉旨与人合撰了一部史书,还亲自出马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史书。

对修史充满热爱与寄予的欧阳修,为了道统正统,为武则天写本纪,是出于向天下宣扬武则天之恶的目的;对农民起义则大加挞伐。而他主持编修的《兵志》也只及其表,不重其实。在兵祸不远,视兵为凶器而尚文的宋代,欧阳修与时代完全一致。任过枢密副使的他,极力赞成以文官统兵,以防武将骄奢兵变,引发国难。有宋一朝兵弱,欧阳修是应负责任的。为了文以传道,《新唐书》还多有避讳。所以《新唐书》,必然会去除史料中的谶纬怪诞,以及不利于道统正统之处。据王鸣盛统计《旧唐书》本纪因之被裁减十分之七,列传也被删削不少。这一删削,虽然更雅驯,但有违实录原则与公正。加以《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契丹大举进攻后晋,累及开封及河南州县几百里内,生民无遗一,文献自然也难逃劫数。因此,在保存原始史料方面,《新唐书》实逊色于《旧唐书》,道学气也超越之。当然,道学之气,历代史书都有之,不可苛责。

不过,唐穆宗以后无官修实录,后出的《新唐书》,也增加了不少《旧唐书》未见史料。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些新增的史料,体现了《新唐书》相较于《旧唐书》之新。因此,在史料价值方面,《新唐书》也是有胜出《旧唐书》之处的。

关于《新唐书》的新,概而可为:后出史料之新,或补而新。如补充了李白柳宗元等《旧唐书·经籍志》不载的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列传,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然废传六十一,但增传三百三十一。《食货志》增加为5卷,《地理志》也补充了不少《旧唐书》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则超过《旧唐书》篇幅3倍以上;补《旧唐书》无表之憾;志增《兵志》《选举志》《仪卫志》,这三志为《新唐书》首创。此外,改《旧唐书·经籍志》名《艺文志》以尊古溯本;对列传作了一些调整。如《旧唐书》附《虞世南李百药传》的李百药儿子李安期、刘孝孙、李玄道、李守素,《新唐书》都单独列传;把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将领与藩镇合在一起命名为“诸夷蕃将传”;修正《旧唐书》。如修正《旧唐书》中的“大唐”“本朝”“今上”等转抄之迹。以上诸新,使《新唐书》在体例、笔法、风格上胜出《旧唐书》,颇具匠心。不过,基于尊重前辈宋祁,欧阳修未对宋祁所作加以修整,导致在风格体例上有所歧出,在记事上也出现了矛盾之处。

《新唐书》撰修成功的原因

这一切,须归因于《新唐书》强大的编撰阵容。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参编者都是当时一等才俊,如范镇为文清丽简远、王畴文辞严丽、吕夏卿被欧阳修赞为麒麟、宋敏求富于藏书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他们主笔《新唐书》,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参编者们,都执着认真。如欧阳修虽然在《新唐书》开馆修书十年之际才入馆,但他坚持撰稿约六七年。宋祁用十余年时间撰写《列传》。在亳州太守任上,“出入内外”随身都携带书稿。成都知府任上,常写至深夜。这一切,还必须得感谢国泰民安,正是国泰民安造就了他们,给予了他们安心著述的环境。这也的确是成于衰世的《旧唐书》所不具备,无法匹敌的。

总之,《旧唐书》颇有长短,《新唐书》也并非天衣无缝,不然二书不会都得以流传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