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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北京城在哪里

北京考古70年

“华北洋灰公司,在琉璃河建设士敏土厂,近已竣工,开始操业。在该公司附近地区,有石灰石〇万公吨(原文如此,或指十万吨)以上的庞大埋藏量。该厂之建筑,虽因电力及其他资材关系,稍微展缓,终于因士敏土在华北需求日增加,尤其因开发关系,重化学及磁石方面,皆需士敏土甚亟,所以洋灰公司乃力排万难,使建设工事卒抵于成也。”

这是1944年第三卷第1期《经济月报》上刊登的一则快讯。士敏土,现通译水泥,该厂至今仍在,但由此而来的发现,可能更具意义。

该厂在建设中,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经办。吴到琉璃河后,从乡民手中买到一大包陶片,带给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苏秉琦,立刻引起苏秉琦的高度重视。

吴良才如此有心,因他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泰斗吴禹铭(金鼎),吴禹铭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人,梁思永先生称赞他:“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1948年9月,吴禹铭因胃癌,病逝于山东的齐鲁大学。

1962年,在苏秉琦先生提议下,北京大学考古系对琉璃河遗址试掘。1972年,考古部门正式开始挖掘,在这里发现了北京最早的城墙,将北京建城史推到3000年前。

在这一惊人发现的背后,是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奉献。

进入北大讲考古

“知盘碗之用,而可与言笾豆之制;知舟车之利,而后可与言航海、铁路之理。”蔡元培先生早年在论述教育时曾这样说道,体现了他的考古意识。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立刻着手组建国史编纂处与中国史学门,并邀罗振玉来北大主持古物学讲座。罗不肯,转请王国维,亦遭拒。直到1920年,罗、王仍不肯就任,只好请二人的好友马衡主讲。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我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业考古学机构,马衡任主任。

据学者查晓英钩沉,1925年9月,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先后来华,邀马衡赴朝鲜参观他们发掘的乐浪郡古墓,马衡记道:“此行所得,一为发掘之经验,一为空前发现之漆器。”开始将考古学专业方法引入国内。

在北大,周作人与马衡关系甚笃,周说马“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比胡适还早。

马衡是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婿。马夫人曾说:“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马衡的字)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

古燕国人果然看上了北京

1929年,燕下都被发现,马衡先生参与了初期考古发掘(此次工作未深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古发掘)。

燕下都是燕国800多年历史中的五座都城之一(也有六座说、七座说),在今河北易县,是已知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被易水环绕,荆轲刺秦王即从这里出发。燕下都近齐国,有宫殿区、手工区等,却没有“市”,且墓葬区在城内,是一座军事城市。

人们感到困惑:燕国为何把都城设在这里?

从地理上看,古代华北多深山大谷,每当雨季,谷地尽为沼泽,人们只能沿山麓地带南来北往。所以早期考古发现集中在山麓沿线,谷地几乎没有。侯仁之先生说:“根据已经发现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恰好说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着这一地带逐步向北发展的。”北京在山麓带中的一片小平原上,地理条件最优,古燕国人为何视而不见?

本文开篇提及的吴良才的发现石破天惊,上世纪50年代后,经数次考古发掘,确认这里是燕国最早的都城——燕城。

一般认为,燕国在此定都300多年,公元前698—691年间,在山戎压力下,迁到临易(今河北易县一带,距后来的燕下都不远)。山戎或为匈奴一支,曾建孤竹、令支、屠何、无终等国。

临易近齐国,齐桓公出兵,“北伐山戎,山戎走”,令支、孤竹遂亡。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延庆张山营镇发现了山戎墓葬群,基本证实了这段历史(尚有争议)。

陈子昂在蓟门桥写过诗吗

危机解除后,燕国将都城从临易迁回蓟城。

蓟城位置至今未明。据史料记载,蓟城附近有蓟丘,蓟城之名即从此来,这为找寻遗址提供了方便。侯仁之先生认为,蓟城应在今白云观附近。

明代时出现了一个流行误会:认为燕京八景中的“蓟门烟树”就是蓟丘,此论甚至被写入地方志。但“蓟门烟树”在城北,蓟丘在城南,“蓟门烟树”靠元大都,与燕国无关。

有学者提出,陈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中的幽州台就是蓟丘,但近年有学者提出,《登幽州台歌》非陈子昂的作品,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出自南朝宋孝武帝之口,陈子昂岂能抄袭?且到唐代时,幽州台遗址或已无存。但也有学者指出,《登幽州台歌》的题目最早见于明朝杨慎编的诗集,此前该诗题为《登蓟北楼歌》。

上世纪50年代,在广安门南700米外发现一处战国遗址,出土了饕餮纹半瓦当,这是燕国宫殿常用构件。神秘的蓟城终于露出真面目,它在“今莲花池与广安门之间”。受城市发展影响,目前难进一步考古发掘。

蓟城的地理条件远比燕都优越,为何燕国人还要在蓟城停留300年呢?

考古给出回答:燕都中后期出土文物越来越少,可见它早已从都城沦落为普通居民点

周武王分封天下时,将弟弟召公姬奭封在燕,将尧的后人封在蓟。表面上是两个国家,所以燕国初期不得不在燕都忍耐,可没多久,作为天子的“同姓之国”,燕国便将蓟国吞并了。

“金台夕照”就是黄金台吗

春秋时期,姬姓之国多封在天子附近,发展被抑制:

其一,天子常割身边诸侯土地赏赐功臣,致其领土破碎,甚至不接壤,管理艰难。

其二,天子脚下的诸侯无向外发展空间,不像楚国、秦国等,可通过对“蛮夷”用兵,开疆拓土。新占土地多取郡县制,国王直管,不再分封给贵族,有利于制度转型。

燕国虽属姬姓之国,却在边鄙。战国时期,燕昭王励精图治,国力达于极盛。燕昭王善用人,为拉拢名士郭隗,专门给他建了黄金台。陈子昂写诗说:“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满纸羡慕嫉妒恨。

黄金台在哪里?至今争议不断。当时燕国采取双都制(上都蓟城,下都燕下都),两地皆有可能。清人认为,燕京八景中的“金台夕照”即黄金台旧址,但那只是金朝人追慕前贤所建的仿古建筑,后被毁,清代又重建。

郦道元在《水经注》引《述游赋》称:“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芒。”据此判断,黄金台应离良乡不远,但为何能“观武阳”(即燕下都),实在离奇。

燕京曾是四大经济区之一

据学者阎忠考证,燕国迅速崛起,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关。

《史记·货殖列传》将当时中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即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龙门在山陕之间,碣石在昌黎北,恰好是燕国故地。战国时气候较今天温暖,故燕国“粟支十年”,足以一战。

燕国地处农耕、游牧的交接地带,民风朴野,兵源较多。燕国牧业发达,家庭手工即可制皮甲。考古发现,仅燕下都就有三处大型兵器作坊,最大者达14万平方米。

1965年,燕下都考古发现了两柄钢剑,已使用淬火工艺(把钢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保温一定时间,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冷却,以提高钢的硬度、韧性、耐磨性等),是中国最早的淬火剑,比其他发现早200多年。当时楚国剑因锋利而名闻天下,可燕国剑绝不逊色。

燕国中后期铁农具较普及。考古发现了大量铁范,70%以上用来生产农具。可证当时已使用生铁,比西方早1500年。

春秋时,主要产盐区在山西解州(属晋国)和山东沿海(属齐国),盐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商品,所谓“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燕国占据辽东后,发展“辽东之煮”,一跃成为第二大产盐国。

通过考古,已发现百余座燕城,其中蓟城“富冠海内”。

当面谏言傅作义

作为北京考古开创者之一,周作人称马衡“待人一样的有礼貌,但好谈笑”。

马衡的儿子马文冲说:“父亲是几家中唯一不赌博、不娶几个老婆的人,‘出淤泥而不染’,他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音如姜)斋’,他在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

马衡精治印,曾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为钱玄同、周作人各治一印。

1924年,溥仪出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出任其中的古物馆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到1952年离职。

1948年12月,傅作义提出“倚城野战”,中南海、北海、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均驻满军队,并在太庙中存放数万发炮弹。1949年1月12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宴请北平文化名人,马衡当面提出谏言。傅作义说:“此事曾再三研究,其中导火线皆经取出,绝无危险。”马衡仍争论不休,傅作义只好敷衍道:“我再考虑一下。”

从1948年12月起,南京政府多次催促将故宫文物南迁,在马衡坚持下,本院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在保护北京文化上,作出突出贡献。

1955年,马衡先生因病去世,临终前将毕生所藏1.4万余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