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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院、府学到国子监

北京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辽代以前,北京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重镇,文化教育发展相对落后。辽金以后,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北京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书院、府学、国子监一起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的较为完备的传统教育体系,共同书写了北京地区传统教育发展的重要篇章。

具有民间办学色彩的教育机构——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颇具特色的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在东都洛阳组织文人在乾元殿校理经籍,后将乾元殿更名丽正修书院。可见,书院最初是藏书的地方。宋代盛行的书院以传授知识、研讨切磋为主,具备教书育人的教育职能。辽金时期,北京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尚未出现南宋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那样有影响力的书院。不过地处首善之区,北京的书院也汇集了各地的优秀人才,教育质量较高,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太极书院成立于元代,是北京最早的书院。书院的倡议者是国子学的负责人杨惟中。杨惟中在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南下时被俘,后成为窝阔台的侍从。他很喜欢读书,又有胆识谋略,逐渐受到窝阔台的器重。后来,他在进攻宋朝的战争中,随军受命行中书省事。他注意搜罗中原名士和程朱理学著作,送往燕京,建立太极书院。书院仿照宋代著名的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的体制,以弘扬宋儒理学为教学目标。书院建有周敦颐祠,程颢、程颐、张载、杨时等人作为陪祀,壁刻《太极图》《通书》和《西铭》。书院中有藏书8000余卷,供儒生学习。太极书院延请赵复、王粹为主讲,许多才俊来院求学。在书院听课的一百多名学生中,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后来都成为理学大家,有的在官府任职,有的创办书院继续传播学术思想。太极书院的创办促进了南北学术文化的交流,推动了程朱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使得北京成为当时整个北方地区的学术文化中心。

明代北京地区的书院,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与时事政治密切联系,其中尤以首善书院最有代表性。首善书院是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创建的。首善书院创建时,正值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邹元标等人多次上疏朝廷,弹劾阉党,遭到忌恨。魏忠贤等人借口首善书院聚徒讲学,另有所图,反加弹劾。也正因如此,书院仅维持了一年半,便遭到禁毁。

清代北京地区的书院经历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顺治初期至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以前,统治者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严禁设立书院,北京地区书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前代书院建筑的修护方面。此后,统治者对书院政策发生改变,大力扶植建立新书院的同时,注意在思想上加强对书院的控制,北京地区的书院得以大量建立。其中,金台书院为顺天府直属,位于南城的金鱼池一带。金台书院最初叫首善义学,招收大兴、宛平两县的贫寒学童。历经康、雍两朝的发展,到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首善义学经过大规模的修缮扩建,改名为“金台书院”。学生也由原来的贫困学童改为京师和各省准备参加会试、殿试的举人、贡生等。书院的主持人称院长,多为有名之士担任。每逢朔望之日,金台书院都要进行命题考试,顺天府尹及在京官员常常到院监考,并将考核出色的学生推荐给朝廷。

 地方官学——府学

地方学校是指地方政府按照地方行政区划,在当地所办的学校。地方学校的设立,或由国家制定出地方学校制度,或由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在其治所设置学校,学校经费来自地方政府。

先秦时期是北京地区教育体系的形成时期。但从严格意义来讲,地方学校应始于汉代。汉代地方学校制度开始逐步建立起来,教育逐渐普及于各地,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众多的景象,这当然也包括北京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一直处于战乱动荡之中。幽州地区地方教育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隋朝立国时间较短,又大兴劳役,无暇顾及教育。唐朝一统天下之后,政治较为安定,教育事业也有了极大发展。

辽代,地方教育机构大致仿效汉唐时期的体制,以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为单位,设置相应的教学机构。辽代南京道设置析津府,治所即在今北京,府下管辖6州、11县,州之下又辖有若干县。辽代北京的地方学校逐渐建立,良乡县学始建于辽代中期,创建者为大公鼎。金代北京地方教育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大定、明昌之间,统治者在各地全面推广教育,普遍设置教育机构,任命教官,北京地方教育体系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完善起来。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金世宗设置地方府学,共17处,设定学生额数为1000人。大兴府学即中都路府学,为17处府学之首。

元代北京地区的地方教育制度比较完备,在路、府、州、县各级均有相应学校。大都路学设置教授、学正、学录各一至二名,掌管学校财务的钱粮官一至二人。与普通的同级学校相比,大都路学规模较大,初设时学生在30人左右,至元中期时,已增加到100人。学生来源较为广泛,不再限定于贵族官僚子弟,而是包括各阶层在内的好学之士。在学校的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方面,大都路学与国子学类似。大都新城竣工后,大都路学迁入国子学旧址。从此,规模越来越大。

明朝政府取消大都路,改为府及下辖州县。因此,明代北京地区地方学校分为府学、州学和县学。洪武初年,明朝政府将元大都降为北平府,将元国子监学改为北平府学。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永乐初年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重设国子监,用元国子监故址。原北平府学遂迁入大兴县学,并改为顺天府学。随后取消大兴、宛平县学,两县生员或升入国子监,或归入顺天府学。

清代地方学校基本沿袭明制,依照地方区划设有府学、州学、县学。有清一代,对顺天府学多次进行重修,规制日益宏大。顺治初年,设提督学政,由府尹或府丞兼任。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后,另设学政,专司其事。学政代表朝廷执掌学校政令,管理学校事务。府学除教学外,还负责保管书籍与文庙祭器、乐器。

最高学府——国子监

辽、金以后,随着北京的政治地位的提升,北京地区的中央官学有了转折性的发展。

中央官学始于辽朝。辽朝实行五京制度,五京即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辽南京(今北京)、辽东京(今辽宁辽阳)、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和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辽朝在五京皆设中央官学。其中,在辽上京设国子学,在辽南京设置太学。辽南京太学是五京之中唯一的一处太学,设置于辽太宗时期。圣宗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因学生日渐增多,为保证经费的正常供应,特赐水硙庄一区。可见,辽南京中央官学,较之东京、西京,在地位上已经十分重要,在规模上已经十分可观。

金代北京中央官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女真国子学和女真太学。金海陵王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金中都中央官学逐步建立起来。国子学设置于天德三年,招收学生200人,为宗室、外戚及三品以上官僚子弟。教授《九经》《十七史》及百家之言。太学最初招收学生160人,后来再加上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及各地推荐考试合格者,人数多达400人。为了培养本民族人才,金朝统治者设置女真国子学及太学,这是金中都中央官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政策。这一点体现在中央官学方面,也就出现了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并立的局面。元世祖即位后命人创造蒙古新字,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专门学习蒙古新字的学校。元大都蒙古国子学始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设置博士、助教、教授及学正、学录等,与教授儒学的国子学体制大致相同。学生主要是蒙古贵族子弟,人数无定额,最多时为150人。与国子学相比,蒙古国子学规模较小。元朝统治者还特别设立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学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学生主要是回回人,也有少数蒙古族人和汉人,主要学习亦思替非文(即波斯文)。与国子学及蒙古国子学相比,回回国子学的规模显得更小。即使在较为兴盛的泰定帝时期,在学师生也仅有50多人。尽管如此,在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为培养本民族人才,推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到了明代,统治者设置有传授儒学的国子监,取消了元代传授少数民族文化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明太祖时期为国子监的创制阶段,他把国子监由前朝的教育行政机构改为教育行政机构兼国家最高学府。明代国子监有南北两监。南京国子监位于南京,即“南雍”,京师国子监位于北京,即“北雍”。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二月将北平府学改为北京国子监。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又下令将北京国子监改为京师国子监,而将原来在南京的国子监称为“南京国子监”。这样,明代在中央官学方面就形成了南监与北监并存的局面。

清初沿袭明代两监制度。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改南监为江宁府学,北京国子监成为唯一一处中央官学。清代国子监继续沿用明代中央官学制度,设置祭酒、司业、监丞等官员;又设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为讲肄之所。国子监的生源广泛,有贡、有监。贡生包括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监生包括恩监、荫监、优监、例监。清朝对国子监生在学时间方面有明确的规定。雍正三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规定各类监生肄业时间统一为三年。由于统治者对国子监较为重视,清代国子监教育大为改观,曾出现师徒济济,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浩大场面。

从书院、府学到国子监,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非常注重文化的教育和传承。书院带有民间办学的痕迹,府学和国子监有着鲜明的官学色彩,这三者共同发展,为北京地区逐渐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张艳丽,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